儿童青少年近视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52.7，6岁儿童近视率超过9。在教育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背景下，一种创新模式正在全国多地涌现——学校聘请医院院长担任近视防控专家，将专业医疗资源深度融入校园健康管理体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指出：“近视防控主战场在学校，但不能缺位的是家庭和孩子的监护人”。这一模式突破传统教育边界，通过建立“教医协同”机制，为破解近视防控难题提供了新路径。

学校聘请医院院长加强近视预防工作推动学生视力健康以提升校园健康水平

医教协同的创新机制

专业医疗资源与教育场景的深度耦合

学校聘请三甲医院眼科专家或院长担任近视防控顾问，本质上是将医疗机构的临床技术、科研能力与学校的教育管理场景深度融合。在杭州市西湖区的实践中，区教育局与浙江省眼科医院签订战略协议，医院副院长陈鼎亲自带队驻校。医疗团队不仅定期入校开展视力筛查，更参与设计教室照明改造、课桌椅调节等校园环境优化方案，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中的“视觉环境达标率”要求落地为具体措施。

从单向指导到双向共建的制度创新

区别于传统的健康教育讲座，这种合作建立了权责明确的制度框架。以阜阳市为例，在市卫健委支持下成立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业委员会”，由市妇女儿童医院院长李忠民担任主委，成员涵盖教育局官员、校医、班主任及家长代表。委员会制定分级诊疗网络，明确学校需落实每日两次眼保健操、每月座位轮换等基础工作，而医院负责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提供转诊绿色通道等专业支持，形成“筛查-预警-干预-追踪”闭环。

科学防控体系的构建

精准监测与早期干预系统

医院院长驻校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近视防控关口前移。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承办的“中国近视防控能力建设联盟”项目中，瞿佳教授团队强调建立屈光发育档案需从3岁前启动[[1][21]]。杭州市竞舟小学将此理念转化为实践：医院专家指导建立“一人一档”电子视力档案，通过每学期两次筛查，对远视储备不足的学生实施分级预警——黄色预警者增加户外运动，红色预警者启动角膜塑形镜（OK镜）或低浓度阿托品等医疗干预[[64][38]]。这种分层管理使该校近视率四年下降7。

多模态干预技术的综合应用

驻校院长团队带来的不仅是设备，更是系统化防控方案。周行涛教授提出近视防控“三件宝”：户外活动、光学方法和药物方法。在西湖区翠苑小学，“亮眼睛行动”融合三者：每天校内保证120分钟户外活动（含特制“飞行员护眼操”），联合眼科医院开发可调节读写台灯，对中高度近视学生提供个性化矫正方案。同时借鉴中医防控经验，如耳穴压豆、眼部按摩等，形成中西医结合的干预体系[[38][21]]。

家校社联动模式

家庭防控能力的专业化提升

医院院长驻校显著改善了家庭防控薄弱环节。四川省直属机关玉泉幼儿园的实践表明，72.67的儿童在家主动要求使用电子产品，40.86每日使用超1小时。针对此，周浦小学联合浙江省眼科医院开发家长培训课程：通过模拟弱视体验游戏、膳食营养指南（如控制糖分摄入保护巩膜），指导家长掌握“20-20-20”用眼法则（每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30][65]]。学校还引入数字化平台，家长可实时查看筛查报告并获取建议，使家庭护理从经验判断走向科学管理。

社区资源整合的枢纽作用

驻校院长成为联结学校与社区的桥梁。在阜阳市的探索中，医院联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视力健康管理站”，提供免费验光服务；图书馆设置“护眼阅览角”配备照度监测仪；青少年宫开设户外运动课程兑换积分[[125][30]]。这种“家-校-社”三维网络，将周行涛倡导的“群防群控”理念转化为现实。西湖区更创新推出“健康校车”，沿途设置步行站点鼓励结伴上学，无形中增加日间户外活动时间。

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

跨部门协作的制度保障

该模式的生命力源于政策协同。在层面，《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教育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共同管理学生视力健康。地方将此细化：昆山市教育局根据《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将近视防控纳入学校考核，规定“校医与师生比不低于1:600”[[2][47]]。杭州西湖区作为全国试点区，由教育局拨付专项经费，医院提供技术支撑，医保局探索将近视防控项目纳入医保支付，形成“财政+医疗+教育”资源整合模式。

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机制

解决校医不足的痛点需创新人才培养。中国近视防控能力建设联盟（CAMP）的实践表明，医院院长驻校同时承担培训职能：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为教师开设“视健康师”认证课程，内容涵盖视力筛查操作、近视防控教案设计等。在阜阳市，医院专家带领师范院校修订师范生培养方案，增设《儿童眼健康管理》必修课，从源头提升教师的健康管理能力。

未来方向：从技术革新到健康公平

当前学校与医院的合作仍面临深层挑战。技术层面需加强大数据应用，如西湖区通过AI算法分析用眼行为与近视进展的关联；政策层面需突破评价机制瓶颈，将近视防控成效纳入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资源层面要缩小城乡差距，推广县域医共体支持乡村学校的“远程视光会诊”模式。

周行涛教授强调：“近视防控不是医院一家之力可完成的工作，需在群防群控基础上精准防控”。当学校聘请医院院长从个案探索走向制度常态，我们有望实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中“每年持续降低近视率”的目标。这不仅是医学技术的下沉，更是教育理念的升级——通过重塑家校社健康共同体，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抱精彩大世界”。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驻校医疗团队的标准化配置、低成本防控技术推广以及光生物调节等新技术的应用效果，为全球近视防控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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